扶贫开发攻坚 要更加注重均衡发展

（二）、道德的形上学及其圆善论  因而，牟宗三认为，从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相应结构的对比中，应当也能够建立一种道德的形上学及其圆善论。

而不在于任一项的个别出现。这是从传布的角度来看的。

成人的国学教育现在遍地开花，各种国学班时长不一，重点有别，但都在普及传统文化的知识、智慧与价值。只是，这种存在方式及其影响，与近世儒学在普遍建制化支持下的广泛而深入的存在自是难以相比的。譬如人伦日用间生活礼仪的践行，生活环境的经营，风俗习惯的改善，凡此等等。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已经渐渐成为现代人待人、处世、律己的主要资源，与其他外来的文化、宗教相比，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儒家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他看来，中华民族的复兴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复兴，而儒家思想的复兴，最根本的用力之处是学术建设。

更广泛地，它还可以通过各种社会文化团体、公益团体发挥其功能。这三项其实可以说都是哲学的迷失。在朱熹看来，理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普遍原则，君仁臣敬、父慈子孝都是理之流行的体现。

道德共同体意识从生活伦理的普遍有效性立场出发，在宇宙论和本体论上为既定的价值观赋予了普遍性的意义，也勾画了道德一律、命运与共的人类共同体图景。中国哲学建基于普遍性追求之上的共同体意识在近代以新的面貌呈现。天与人在自然与伦理意义上的相通，使得人类要寻找存在于天人之间的一致性，从而令人的意志和行为符合天人之间共同的规律，在此意义上，天是构建人类理想共同体的参照，人类以自己的意志和行为效法天地进而赞天地之化育并与天地参，成就理想的天人共同体秩序。在天人共同体意识里，天人交感、物我统一，天的意志与人的命运是共通的，没有人类生活，则天的意志无法展现并生发意义。

在一般性的哲学思维里，要想消除因人际、群际相分所带来的分裂与对抗，首先有必要对人与人之间的类本质关系予以重新认识。（ 《庄子·德充符》）既然从道的视角出发可以齐同是非，那么人类应该尊重和之以天倪（ 《庄子·齐物论》）的自然法则，坚持人之存在与自然存在的同一性，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

冯契曾指出，在人与人的社会联系中，形成了人的群体意识，而群体意识又存在于个体意识之中，人的精神即是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的统一。由于对于宇宙本原一致性的认识，人们可以形成命运一体的信念，并在此基础上畅想一种道德共同体的可能。摘要：共同体意识建基于普遍性的探寻之上。就诸侯国内部秩序而言，陪臣执国命（ 《论语·季氏》），出现了政在大夫的分裂情势。

天人相通的思维取向，其实质在于运用天之遍覆无碍的直观经验来推断天道与天意的普遍必然性，并以此作为人类生活存在普遍同一性的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当普遍遵循的当然之则，是共同的人伦道德。超越时空而具有最高普遍性的理，又是事物的规律，天地之间只是这个流行周遍的理。天理还是一个贯通自然与社会的普遍原理，是道德原则、社会规范的总称，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

所谓共同的道德基础，指的是人们的价值选择倾向具有总体上的一致性，比如说偷盗是不对的，人不能偷盗这一价值原则就可能为人们所共同接受。人类生活的贫富贵贱之差异性是客观事实，不可能做到贵贱相等，如果都去争夺富贵势必带来混乱穷困，因此要正视这种生活中的贵贱有等之现实差异性，并以礼制来巩固和保障这种秩序。

在顺应式的自然共同体意识里，人类生活应该尊崇自然之道，按照无特定意志的自然一致原则来消解人与自然界的冲突以及世俗生活中出现的纷争，复归到自然而然的生存状态。只要人能够发挥良知中的普遍之理，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同理性，就能在人类生活中实现普遍性的价值理想，实现人类共同体普遍有序而良好的生活，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在世界哲学的译介吸收中，对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互鉴交流、多元交融日益成为普遍共识，中国哲学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也初见其端，虽然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在理解普遍性上或有差异，但以中国智慧参与世界治理、以中国文明会通世界文明的趋势正在日益显现。为了解决普遍治理的问题，法家也提出旨在展现生活世界普遍一致性的先验前提。正因为人心良知的普遍同一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可以据此实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同情他人，故而人应该以最广泛的共同体意识来体认世界。为了改变混乱的政治局面并重建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孔子强调仁者爱人，以仁作为人们普遍共有的内涵，将仁爱精神作为滋养人心的根脉，同时还将仁作为政治治理的主导性原则。由此，人类的职责就在于和同天人，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也。人之为人，不仅有着个体意识，还应该有着与他人一体共生的共在意识。

世界本原即是统一性的一气，天地日月虽然从表现上有所差异，但都是一气所变化，因此表面上有所分殊的世界其实具有统一性，这就是万物一体。鲍曼说：如果说在这个个体的世界上存在着共同体的话，那它只可能是（而且必须是）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

当然，中国哲学对普遍性的探寻还可以从有无体用或心性理气等其他观念来予以展开，但从关涉人类生活方式的维度来看，上述围绕治理、自然、天人、道德的四种表述模式更能展现中国哲学对于人类生活共同体处境的深刻认识。因而，解决天人相争、天下之乱就需要回归道的自然原初状态，并将人与自然、宇宙同一化起来。

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是在民族危机和国家衰微的背景下发展的，虽然救亡意识曾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中国思想的进展，但与此同时，文明进化、中西融通、天下为公、人类联合、世界大同的思想依然层出不穷，并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最切近资源。天的意旨遍覆于万物，普天之下的存在物皆源出于天，人也不例外，人按照天道的普遍意志和规则来建立生活秩序和价值规范，故圣人法天而立道。

在寻找统一根据的时候，天就成了容纳多样性的总体框架，既是自然之天，也是超自然的意志之天，可以把天文地理、草木鸟兽、法令制度、人事生活等都纳入普遍统一的规律中，从整体上予以理解和解释。既然世界本原具有一致性，那么现实中的差异性纷争也就没有必然性，人类社会还是可以回复到普遍同一性，所谓定万物之情，一天下之意。（《荀子·王制》）通过礼乐教化达到兼覆调一，其实质目的是要实现一天下的局面，也就是在人类社会中形成共同认可的生活秩序。无极而太极的宇宙论，建构了一个本无而不空的原初本体，为探寻存在者的最高普遍性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即在万物的具象中抽绎出普遍性的共同本原来，使得万事万物都能得到普遍同一的解释，并为儒家伦理的普遍性、一致性提供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论证。

自然一词，在现代汉语里一般是指包含人在内的整全性客观存在（自然界），而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里，则主要是指未经人类意志改造的天地人物之源始本然面貌，即非人为的自在状态，与刻意式的人为相对。与此相关，王阳明也提出，人是天地之心并与天地万物一体，人与人之间应该以命运与共的视角来看待彼此关系：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

理作为本质规定存在于万物之中，为天下万物公共所有，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们从整全之道的角度并转换立场来看待世界，世界就可能齐同为一、同于大通，扬弃世俗生活中的分裂性，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

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对于人类生活的普遍有序性来说，天人相合、天人相通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可能性。由此，天人可以合一，人类的意志也可以因为天而实现统一，达到总方略、壹统类的效果。孔孟通过追问人性的本质来建构同一性，而墨子则诉诸天道来表达人类生活秩序的一致性，认为存在着普遍性意味的天意或者天志。以特定人群作为主体来分有特定的共同事实或价值，建构了人群意义上的共同体。

（ 《易传·系辞上》）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无不关涉具体万有，故而可以消弭万有之间的差异而成为万有一致的根据，有分则失其极也。

通过天道普遍必然性的论证，将天当作人类存在的同一性原则、社会生活的公共性准则的根源所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无序格局？从表面上看，其原因在于人们对礼的背弃，但从本质上看，是人们在理解何为人之本性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

就天人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认为存在一种超越性的普遍性天道，遵循天道统一法则能够使得人类生活超越具体差异而走向和谐一致。三、天人相通的共同体意识中国哲学以类观之的共同体意识还与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